◎日本版《西游記》中，唐僧是女的，為什么唐僧要是女的？據(jù)說是因為取經(jīng)路上太寂寞，四個男人沒意思。

　　◎英國版《西游記》中，豬八戒的釘耙已從九齒變成四齒。

　　◎美國版《西游記》中，不僅觀音菩薩袒胸露腹，唐僧一身休閑褲、皮帶、襯衫現(xiàn)代裝扮，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形象亦頗為“混搭” ，更令人咋舌的是唐僧跟觀音菩薩竟然接吻了。

倫敦車廂外的《西游記》

　　英國版《西游記》中豬八戒九齒釘耙已變成四齒，日本版《西游記》中唐僧是女的，美國版《西游記》中唐僧跟觀音菩薩接吻了……中國的經(jīng)典走出國門之后原來已如此面目全非！日前，金磚國家大學校長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以此為契機，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創(chuàng)新”分論壇上，帶著敏感的反思和文化建設的責任，來自金磚五國的專家學者圍繞各國間的文化傳統(tǒng)、文化傳播、文化創(chuàng)新等問題交流研討，暢所欲言。而其間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曹順慶關于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的變異現(xiàn)象列舉及一番論述，不禁引起與會各國學界同仁深刻反思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資源在文化傳播中遭遇的尷尬。

　　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國力的迅速增強，文化傳播的重要性無需贅言?；谏钊胙芯浚茼槕c不無憂慮地指出，長期以來，中外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自我國政府提出“走出去”的文化戰(zhàn)略以來，這種不平衡開始改變，中國文學“走出國門”的問題日益受到各方重視，但是我們并不適應這種變化。例如，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中國文學的眾多外譯本，雖然盡可能地做到準確忠實，卻在“走出國門”的時候遭受意料之外的冷遇。中國文學通過外譯“走出國門”的美好設想往往在實踐中遭受了“出人意料”的挫折。那么文化翻譯、文化傳播中有什么規(guī)律？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中有沒有規(guī)律？曹順慶從學理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文學“走出國門” ，帶出去的絕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承載的中國文化的傳播。中國文學的國際旅行，實則是文化與文化的碰撞與磨合之旅。而這種最終的融合則往往是通過變異與“他國化”來實現(xiàn)的。文化創(chuàng)新也往往是在文化變異中產(chǎn)生的。

　　變異：武松殺潘金蓮是因為武松愛潘金蓮？

　　曹順慶談到，文化傳播中有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就是它會產(chǎn)生變異，換句話說在文化傳播、文化翻譯過程中，當一國文學傳到另外一國去，一國文化傳到他國去，會產(chǎn)生與根源國家不同的東西，即產(chǎn)生變異。而這種變異在曹順慶看來有負面效應也有正面效應，其正面效應就是它往往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一個途徑。“實際上，文學的跨國、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傳播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遺憾的是，在國際文化交流研究中，這一重要問題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

　　在曹順慶看來，國際文化傳播的變異性是指由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意識形態(tài)、歷史語境等因素，在譯介、流傳、接受的過程中，存在著語言、形象、主題等方面的變異。文化變異學就是來探討這樣一個現(xiàn)象。我們可以用變異的理論來處理全球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規(guī)律問題，尤其今天金磚五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恰恰可以從中尋求理論依據(jù)。

　　“日本版《西游記》中，唐僧是女的，為什么唐僧要是女的？據(jù)說是因為取經(jīng)路上太寂寞，四個男人沒意思。還有一個版本中，對孫悟空的解釋是‘悟著雙眼看不到天空的人’ ，豬八戒的解釋則是‘將戒字刻在名字中的人’ 。 ”曹順慶的發(fā)現(xiàn)不止于此。他在搜集《西游記》在國外傳播情況中還發(fā)現(xiàn)，英國版《西游記》中，豬八戒的釘耙已從九齒變成四齒；美國版《西游記》中，不僅觀音菩薩袒胸露腹，唐僧一身休閑褲、皮帶、襯衫現(xiàn)代裝扮，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形象亦頗為“混搭” ，更令人咋舌的是唐僧跟觀音菩薩竟然接吻了。“據(jù)說唐僧在取經(jīng)路上為什么意志那么堅定？女兒國的國王或者其他都誘惑不了，因為他心中早就有人了。 ”

　　不止于此， 《水滸傳》 《金瓶梅》等名著的對外傳播中，都出現(xiàn)了令人頗為惋惜的現(xiàn)象。以《水滸傳》為例，哈佛大學某教授的觀點就令曹順慶“很無語” 。該教授認為，武松殺潘金蓮是因為武松愛潘金蓮，殺潘金蓮是與潘金蓮結婚！該教授認為，武松如同“死神使者” ，“蘊涵著無窮的暴力與殘忍” 。尤其典型的是武松為了復仇殺金蓮這一場景，其中充滿著性暴力的意象，如同一場血腥的儀式般的“婚禮” 。該教授還指出：“安排金蓮死于和武松的‘新婚之夜’ ，以‘剝凈’金蓮的衣服代替新婚夜的寬衣解帶，以其被殺的鮮血代替處女在新婚之夜所流的鮮血，都是以暴力意象來喚起和代替性愛的意象，極好地寫出武松與金蓮之間的曖昧而充滿張力的關系，以及武松的潛意識中對金蓮的性暴力沖動。性與死本來就是一對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概念，這里，金蓮所夢寐以求的與武松的結合，便在這死亡當中得以完成。 ”顯然，在哈佛大學這位教授看來，武松為武大復仇殘殺金蓮不但不具有合法的正義性，也違背了基本的人倫和情理，是一場慘無人道的血腥“謀殺” 。對于這一場景的描述，論者甚至認為武松對金蓮之“恨”并非是為了完成對兄長武大的復仇，而是體現(xiàn)出對金蓮——兄嫂身體的暴力性的剝奪和極富色情意味的占有，而這充滿著暴力美學色彩。

　　“這樣一些變異有時看上去好像很可笑很荒唐，但是它是現(xiàn)實存在的，通過這些變異實例我們可以看到，變異無處不在。 ”曹順慶介紹，這些年他指導了幾十篇英譯中國文學，他們看了大量的翻譯作品，從中發(fā)現(xiàn)不僅文學流傳中有規(guī)律，對于文學的解釋也有變異?！坝捎跉v史、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處于傳播和交流中的文化與文學必然會產(chǎn)生變異。這種變異就產(chǎn)生在我們中間，只是我們沒有提出來一種文化規(guī)律。 ”

　　他國化：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意指“學習，而時間的白色羽毛飛走了” ？

　　試圖尋找文化傳播中潛在規(guī)律的曹順慶發(fā)現(xiàn)，文化變異中有個最重要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即“他國化” 。也就是說一種文化傳到另外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變化是變成了別的國家的東西。他指出，金磚五國中，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一個重要交流就是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以后變成了中國的禪宗，這就是佛教的中國化。還有中國的詩傳到美國，實現(xiàn)了美國化。這些都是變異現(xiàn)象。曹順慶認為，研究這樣一種變異，有著更有利于我們互相補充、互為參照的現(xiàn)實意義，更有利于我們建立一個和而不同的現(xiàn)實世界，也更有利于探討文化交流的創(chuàng)新規(guī)律到底在哪里。

　　具體而言，曹順慶認為，文化從一國傳播到另一國必然會面對語言翻譯的變異、接受的變異等問題，會產(chǎn)生文化過濾、誤讀與翻譯上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甚至發(fā)生“他國化”的變異?！八麌膯栴}在當今學術界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經(jīng)常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中國理論西方化，怎么化？學理上常常沒有講清楚。變異學中的他國化就試圖從學理上講什么叫‘化’ 。 ”曹順慶指出，所謂他國化，是指一國文化在傳播到他國后，經(jīng)過文化過濾、譯介、接受之后的一種更為深層次的變異，這種變異主要體現(xiàn)在傳播國本身的文化規(guī)則和文化話語已經(jīng)在根本上被他國所同化，從而成為他國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現(xiàn)象變異學中稱之為文化的他國化。

　　具體而言，傳播國的文化被傳播到他國之后，他國文化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解讀和改造，其中有利于他國文化發(fā)展的因素最終會被他國文化改造后吸收，從而使得傳播國文化在話語方式上改變，最終完成文化的他國化過程。他國化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從接受國來說，亦即本國文學被他國文學所“化” 。如五四時期，在中國新文學發(fā)起者的倡導下，中國詩歌完全用外國的詩歌形式，中國詩歌完全被西方詩歌所化。另一種是從傳播者角度來說，傳播國的文學被傳播到他國之后，他國文學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解讀和改造，其中有利于他國文學發(fā)展的因素最終會被他國文學改造后吸收，從而使得傳播國文學在話語方式上改變，最終完成了文學的他國化過程。

　　以寒山詩為例，曹順慶研究發(fā)現(xiàn)，寒山詩在相當長的時間并未獲得中國文學的重視，文學史中一般都不對其做介紹。對于中國很多人來說，寒山詩也是個陌生的名詞。但是這位唐代的詩人在美國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雖然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美國的寒山詩，它已經(jīng)不完全是中國的詩了。寒山詩之所以在美國受寵，曹順慶認為原因在于，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盛行東方的禪宗文化思想，而寒山詩中濃厚的禪宗思想恰好暗合了很多美國人當時的追求。詩中徜徉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與美國嬉皮士青年所向往的生活相呼應，因此不僅寒山詩在美國流行起來，寒山也成為美國年輕一代崇拜的偶像。1997年，弗雷澤出版史詩性長篇小說《冷山》 ，后翻拍成電影。 “寒山”在美國譯作Cold Mountain，即為該書書名，從卷首題詞也可看出這部小說是受到寒山及其詩歌影響的。

　　20世紀英美文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著名意象派大師埃茲拉·龐德的譯詩，在曹順慶看來是他國化現(xiàn)象更為典型的例子，但很多人只將龐德的翻譯看做翻譯的著名案例，而沒有注意到其翻譯中典型的他國化現(xiàn)象。龐德在詩歌方面成績斐然，享有盛名。他寫詩，同時也譯詩，其漢詩英譯作品更是為西方讀者所熟知，而這些作品獨特的魅力就來源于龐德譯詩時對于中國古詩話語規(guī)則的“他國化”改造。

　　例如， 《論語》中的“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 。龐德將繁體的習（習）拆分成“羽”和“白”兩部分，于是“學而時習之”就變成了“學習，而時間的白色羽毛飛走了” 。這樣翻譯很有美感，但是完全不符合原義。再如，“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龐德從象形文字的角度解讀，將“坦”字圖像化為“一輪紅日從地平面升起” ，而蕩（蕩）字則用“拆字法”拆分成“草” “水” “日”和“陰影” 。于是，在龐德筆下，“坦蕩蕩”就“他國化”為“地平面的日出、草、日、陰影、流” 。 《論語》中的君子形象被解讀為一系列意象的組合，話語規(guī)則發(fā)生了根本的變異。

　　曹順慶認為，基于漢字的形象性和語言能量說，龐德實現(xiàn)了對《論語》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他利用“拆字法”或“表意文字法”的解讀，與中國傳統(tǒng)對《論語》及其背后的整個儒家文化體系的解讀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在有些語段的翻譯中從根本上拋棄了中國傳統(tǒng)的解讀，完全跳出漢字本身的意義生成，進行主觀的自由想象和發(fā)揮。

　　從《紅樓夢》等許多著作的翻譯中，曹順慶都發(fā)現(xiàn)了文學他國化的典型現(xiàn)象，即作品中很多內容的翻譯已經(jīng)與原來的意思不一樣，而且他發(fā)現(xiàn)這種不一樣的東西在國外恰恰受到重視。“關鍵是這種變異有時我們經(jīng)常持否定和排斥態(tài)度。龐德以及我國林紓的翻譯，我們常常說他們亂翻譯，但是他們倆人的許多翻譯成為翻譯中不朽的譯作，其中一個規(guī)律就是他們變異中有創(chuàng)造性，文化被他國化以后必然會參與到接受國文化的更新與再創(chuàng)造中。這其實就是我們文化交流中的創(chuàng)新問題。文化的創(chuàng)新性對于我們的文學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前景還很廣闊！ ”

日本版《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與豬八戒造型